老头老太太们操着典型的东北口音，豪爽的笑声不断干扰着女人本就不明朗的视线。

林酒站在进站前的平台上，迎面遇到了正要进站的旅游团，鲜艳的蓝旗飘扬着，导游带队，大约有80多号人。

人声熙攘，她被人潮推搡着，一面逆向跋涉，一面又要护着油纸伞，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挤出来。

一个捡身份证的，一个丢身份证的，隔着人群焦急。

短发男儿耳聪目明，他率先看到了那个丢身纹身的粉发女孩儿。

粉发，很显眼。

林酒站在台阶上，皱着脸四处张望，出口不在，逗留的台阶不在，下车的地方不在，垃圾桶旁边不在，难道还在司机车上？

她挪身到墙边查看出租订单信息，刚打开手机挎包就被不轻不重的力气拽了一下。

她惊愕地咽下一口唾沫。

一转头，少年稚气的脸庞闯入眼中，清瘦的右手伸到了她的眼皮子底下，掌心赫然躺着一片卡片。

小孩声音森然，像阴雨天后的深潭水。

“你的身份证。”

她伸手接过，谢字刚说一半男孩就跑开了。

怯生生的，害羞。

男孩约莫十岁，个子不高，身形干瘦，但后背却直挺，像蓄势待发的箭矢，有股锐气。

她确认了一遍发车时间，随后又回想起下车前的那个画面：一大一小两个男孩，大的表情毅然，小的皮肤皲裂，两颊的红润上浮着一层糙皮，眼神清澈天真。

孩子的眼神藏不住事情，他们想吃鲜肉小笼包。

站着看了一会儿，她才发现有点儿不对。

男孩儿走到路边，纵身跳过防护栏，和一个戴头巾的女人汇合。

那女人面目和善，乍一看和父亲是五官有几分相似，她跛着脚走在前，吃力地拎这豆粕口袋的一头，瘦弱的男孩儿拎着口袋尾巴。

不等思索，她已经过了马路，脚步匆匆地喊住了三人。

跛脚母亲笑着迎上来，她知道女孩儿就是身份证的主人，一双星眸如坠银河，很漂亮，像她一个故去的亲人。

起了一阵风，地上的塑料早餐袋被卷着飞得很高。

女人脸上的愁苦像化不开的发酵柿胶。

先出于怜悯，后出于好奇。

就像早上霍正楷愿意听她讲故事一样，现在她也想花三五分钟听听这个母亲的故事。

她没兴趣打听别人的隐私，只是这个母亲看起来需要个倾听者，就像这些年都憋着委屈的姚芳，她和她都需要倾听者。

时间还够，她拿感谢当借口，将母子三人带进了路边的羊肉米线店，四碗红烧羊肉米线，三碗加了双倍的料。

两个小孩端坐在板凳上，乖巧地等着母亲下命令。

“吃吧，记得说谢谢姐姐。”

两双眼睛直直看她，却都没有开口。

不知怎的，林酒觉得谢意全在眼睛里了。

女人慢斯条理地吸溜了两口，眼泪慢慢滚了下来。

“他爸上星期刚走，胃癌，从保山送来救了大半年了，我尽力了。”

被眼泪浸染的眼神几乎破碎。

听完女人带着哽咽的故事，林酒愣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没说太复杂，只说节哀和向前看，随后又帮三人网购了中午十一点的高铁，一张二等座，两张无座，给女人留个了联系方式，硬塞了三百块钱。

女人不会从网上，带着孩子来车站问了一圈才知道原来一张车票要180，太贵了。

治疗费已经消耗了她所有的积蓄。

说不清为什么留号码，但她很想帮她一把，因为她的眉眼……很像故去的父亲。

林酒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此刻，她希望那个油纸伞兢兢业业一生的男人死后得到善待。

7点50分，列车开始检票。

林酒失神地排在队尾，喧闹声混着浑浊的空气，有些窒息。

手里的矿泉水握了一个多小时，从温良变成了温热，有人踩了她一脚。

检票刚进站，她接到了一个北京的陌生来电。

尽管知道来电人是早上对自己画饼的霍正楷，但她还是紧张。

早上分别前，霍正楷用她的手机给自己拨了个电话，强行留下了号码。

她走得匆忙，霍正楷主动答应帮她保管行李箱，当代年轻人的信任真的很奇怪，明明不熟，却可以轻易托付。

她没辩驳，就这么答应了。

霍正楷刚把父母送进酒店，冲锋衣兜风，他站在门口打车，想起来给她打通电话。

“上车了吗？”风声大，他嗓子哑。

“嗯。”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霍正楷再次出声。

“我朋友也要来保山市，如果不冒昧的话，他想和我一起来，他是个开民宿的，刚好来取材，腾冲保山有很多民族特色……”

怕她不同意似的，霍正楷不由自主地降了调，叽叽咕咕地解释了一通。

“嗯，明白，谢谢，等我到家给你发具体位置。”

C340次列车途径大理，车上大多都是游客。

林酒抱着油纸伞，一脸冷漠地依靠着门口。

清晨的阳光斜照进来，另两个和她无座的游客贪婪地想说着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