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张善，看着憨厚老实，没想到能说出要行霹雳手段的话来！”

陛见之后，殿中只剩下祖孙二人，老爷子捧着茶盏开口笑道，“杭州繁华之地，以后要多出一个酷吏知府了！”

朱允熥笑道，“他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当初在抚州，若不是被属下给架住了，抚州灾情也不能到那个地步。此去杭州，他一个外来官，地方上那些人未必服气，不狠一些怕是站不稳。”

“他也是个聪明人，知道你点他为杭州知府的用意！”老爷子又道，“既要治理杭州府，又不能重蹈覆辙。天下，越是有钱的地方，官越不好当！”

朱允熥微微沉吟，“叩阙案根据京师官员的供述，江南之案大多由地方官的袒护和包庇引起，江南官场和地方，实在是牵连太深！”

孙不过案是刑事案，但是在这个案子的背面，作为统治者，爷孙二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一面。一是小官可以有大权，二是这种权力的背后的最终根源，钱。

孙家有权，有能力把权变钱，才能交织成庞大的关系网。桐庐县二十年的恶霸张家，对百姓是恶霸，但是对官府也是因为有钱，才能横行二十年。

老爷子放下茶碗，轻轻拍打桌上的奏折，眯着眼睛，“这才开国多少年？咱都杀了多少不长眼的？怎么他们就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说着，目光落在厚厚的奏折上，又道，“吏部选官的时候，都是正直之人，怎么一到地方上就变味了？”

那摞奏折的封皮和朱允熥所看的不同，他知道那是锦衣卫的密报，即便他是皇储，在未经老爷子允许的情况下，也不能私看。

“钱权而已！”朱允熥笑道，“一旦品尝到这两样东西的好处，就忘了要掉脑袋了！况且，江南之地有钱的商人多，当官的不用贪民脂民膏，皇粮赋税。光吃那些商人大户的孝敬，就能吃饱腰包。”

别的地方，当官的想贪，也只能在国家的钱财百姓的钱财上做手脚。而江南，当官的只要开些绿灯给些方便，自然会有人送上钱来。而且，这钱花得远比贪墨要舒服得多，更要保险得多。起码，户部不会查账。

“商人，没什么好东西！”老爷子冷哼一声，“见风使舵，见利忘义。”

老爷子对于不以种地为生的人，带着深深的偏见。大明开国治国，优待了百姓，优待了士人，唯独对商人的限制很多。尽管不收商税，促进了商业繁荣。但是不许使用奴婢，不许穿丝绸的衣服，甚至不许他们有话语权。

可是当财富累积到一定地步，商人必定会有话语权。有了话语权之后，他们还会要更多的权力。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实也不见得都是坏事。但坏就坏在，他们会用手中的钱换权，用这种权再去换取更多的钱。

当手里有了权力，有了财富，他们要的就是凌驾于律法之上。

叩阙案中苏州织厂就是一个例子，八名工人死于大火。织厂的东家，为了阻止工人家眷告状，上下花了无数银子。而苏州的地方官，为了掩饰太平，不但不查案，反而要抓告状人。

从官府的角度来讲，不允许治下有如此骇人听闻之事，可是他们收了商人的钱手软。若是处置商人，保不齐人家撕破脸翻出旧账。

而从商人的角度讲，宁可给官府大钱，也不愿意拿出小钱抚恤死难家属，这不是愚蠢。而是因为他们在事发之初，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敢进京告御状。

等发现有人真要告状之后，他们宁可花多钱动用关系人脉，也不安抚，是因为他们不敢开这个口子。试想一下，若是以后，万一哪个工人稍不如意就要告御状，他们岂不是还要出钱？

资本都是带血的，但是不发展资本，是不行的！

剥削永远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区别而已。

即便是所谓文明的立法，也只是保护被剥削者，而不是消灭剥削者。

“叩阙案，引出了江南官场之坏！”朱允熥开口道，“但是孙儿以为，这事不是靠杀就能解决的。大明最富裕的地方都在江南，占天下棉布产出七成，百万人赖以谋生，官民互利。若是官场动荡，地方也势必遭殃.........”

“咱还没糊涂到不分良莠，把他们都宰了的地步。”老爷子笑道，“打天下看谁杀人多，但是治天下不能如此。咱虽看不起商人，可是上天让人各职其司，就是各有其用。”说着，又笑了一下，“这些事，里面的弯弯绕，可比打天下难多了！”

“皇爷爷圣明！”朱允熥笑道。

“圣明个屁！”说着，老爷子微叹，“看着没，即便是做了皇上，这天下也有管不到的地方，天下也不会按着咱想的来，更谈不上什么尽善尽美。咱是老了，往后啊，这些事有你头疼的！”

“孙儿倒不觉得头疼，孙不过案，苏州织厂案虽然骇人听闻，但也不是常态。大明有律法，孙儿又不是糊涂蛋，该杀的杀，该管的管。孙儿牢记您的话，当皇上就要给天下人主持公道，皇帝的德行正，才能国泰民安。”

其实说这话，朱允熥自己心里都没底。

在他的设想中，现在江南的纺织业，将来会是帝国商业的重中之重。真若是到了商业大发展的时代，孙不过的案子再有没有不好说，可是苏州织厂那样大火烧死八个工人的事，却一定会有。

在他心里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没完没了的辩证题。若是不发展，再走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老路，再忽视商业的力量，那国家又重新走到了老路上。

谈什么强国？谈什么富民？谈什么在大航海时代迎风破浪，屹立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