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对佛教不怎么熟悉，既没有深入了解过佛经道义，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坐禅打七，所谓了解也只是逛逛寺庙，走马观花，最多是读过一些佛教史，很少涉及佛教经义。他了解的佛教也是已经汉化的佛教，没什么华夷之别，不存在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思想。

但他却很清楚，就辩论而言，道教徒真不是佛教徒的对手，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以后不行，现在就更不行了。别的不说，即以经籍论，佛教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只是还没翻译过来，道教有什么，《太平经》？那就是一部混杂了儒道思想和巫术的汇编，自圆其说都谈不上，更别说与人论战了。

当然，佛教徒再能辩，还是辩不过皇权，最后是在华夏大地传播开了，却也不再是原本的佛教。可那只是皇权一时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胜利者。等佛教传播开来之后，受到威胁的皇权几次反扑都没能成功。

孙策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在战场上，他可以游刃有余，即使面对强敌也能镇定自若，打不过也能走得掉。可是在思想领域，他远远做不到那么从容，慌得一逼。前世三杯之后，与同好谈古论今，他可以放言无忌，指点江山，笑谈古今权贵，可那只是看人挑担不吃力，现在他是当政者，就没那么从容了。

尤其是当他清楚佛教的诱惑与威胁时连郭嘉那样的浪荡子都喜欢读佛经，更何况那些本来就喜欢坐而论道的读书人。就连他自己都不敢说佛教全是胡说八道，穿越焉知不是轮回？

道教求今生，重实干，从外丹到内家，从养生到道医，但谁也没见过不死的活神仙，所以道教纵能兴盛一时，终究还是没落了。佛教求来生，重思辨，来生无法验证，思辨诱人神往，所以佛教一直兴盛。

孙策很纠结。

对孙策的纠结，虞翻有些不以为然。他坚信主动权在手，清除佛教的影响并不是难事。孙策对他的自信不以为然，却也无法说明，只得让他先去部署。无论如何，总要先找到严浮调和于吉再说。

虞翻汇报完工作，孙策留饭，两人又谈了很久，却以具体的政务为主。他平时不怎么过问具体的事，基本交给虞翻处理，有疑问也只是通过公文来往，如今回都，虞翻自然要将相关的事务汇报一遍。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

五年计划的事筹备了很多年，真正实施是建安元年，击破袁绍之后，中原形势大体初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得以进入实际推行阶段。今年是第四年，能不能如期实现，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五年计划并不是秘密，实施之初，为了能让治下百姓了解五年计划的意义，对未来充满信心，计划的相关指标是公诸于众的。能不能如期实现，象征着以孙策为首的执政团队是否有足够的执行力，是否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对普通百姓来说，是不是代表了天命所归。

从孙策开始，核心决策层对这个五年计划都非常重视，也正因为如此，连一向喜欢冒险的郭嘉都建议保守一些，回建业休整一年，确保第一个五年计划能顺利完成。

总体来说，大部分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也大多达到了阶段性的目标，即使有不如预期的，差距也不是很大，最后一年加把劲，完成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事，明年应该能圆满完成预定目标。

当然问题也有，其中就包括粮食的生产。

粮食生产涉及到三个问题：耕地面积、亩产、消耗量。这几年江南兴修水利，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几乎每年都能增长两三成，但亩产却很难迅速提高，即使投入不少，还是很难立竿见影。至于消耗，那就更让人头疼了。大量的北方移民来到江南，固然提供了劳动力，也增加了大量的消耗，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精耕细作又不能立刻见效，消耗量却在迅速增加。就目前而言，还没有影响正常的租赋收入，可要想迅速提升也不是易事。存粮有量，支出就必须加以控制，尤其是向外主动进攻。

按虞翻的计算，现在保持防线没什么问题，一旦主动进攻，运输导致的消耗就将成为一只饕餮，迅速吞噬掉这几年的积储。归根到底一句话：国虽大，好战必亡，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尽量不要投机，一两场小规模的胜利只会增加消耗，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孙策明白虞翻的意思，将报告收好，稍后再细看。他问了虞翻一个问题：以目前的海运条件，能不能从交州大量贩米？

虞翻说，解燃眉之急可以，但总体上从交州贩米不合算，不能作为常规手段。现在从交州引进了一些稻种和其他作物，正在试种，如果能成功，最多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粮食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孙策点了点头。虞翻的意思很明确，反对涸辙而鱼，希望能按部就班的发展，尽可能减少阻力。对江东来说，眼前的发展机会千载难逢，他们当然希望走得更稳健一些，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与虞翻长谈一番后，见虞翻神情疲惫，孙策安排他去休息。虞翻告辞而去，孙策也走出舱室，凭栏而望。清冷的江风从身后吹来，吹得头顶的大纛猎猎作响，吹得他打了个寒战。

身后伸出一双手，将一件大氅披在孙策肩上。孙策回头一看，见是甘梅，不免有些意外，眼神一扫，又见袁权的身影在拐角处一闪而没，心中明白，多了几分暖意。他张开大氅，将甘梅裹在里面。甘梅白的脸皮上泛起微红，却不扭捏，坦然地接受了孙策的亲昵。

“听到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