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侥幸，参加完洛阳军事会议后，跟随蒋委员长一同到西安的何应钦，因为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于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乘坐飞机返回南京，同机的还有军统局局长戴笠戴老板。

由此而躲过一劫，其他的军政大员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何应钦似乎未卜先知，因为他离开西安的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

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以及后世的史学家也颇为疑惑，民间流传这各种版本，但归根结底给出的结论，只能用侥幸两个字来形容。

“现在，西安情况不明，因事发突然，变故骤起，委员长及各位长官，均已成张杨二人之人质，现多方协商，寻求一个稳妥之办法，一切以保护委员长之人身安全为第一要务。”

实际上，把蒋委员长拘禁后，下一步该如何走，究竟要怎么做？张杨二位并非成竹在胸，对西安下一步的具体方向，还很模糊。

十二月十一日夜晚，张学良宣布“兵谏”行动计划时，手下的高级军官们就问过他，把蒋某人抓起来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学良的答复是，先抓起来再说，只有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至于答应到什么程度，心里着实没有谱儿。

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命令手下的亲信文职军官，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命令亲信的武职高级军官，组成一个参谋团，负责军事问题，实际上，张杨已经做好了和国民政府军开打的准备。

设计委员会在讨论的时候，也是争论不休，意见分歧严重，一部分人意见偏激，主张杀了蒋委员长，没有他统调国民政府军，东北军可以顺利的杀回老家打鬼子，总好过在这受窝囊气。

当时西安城内的主流思想是主张杀掉蒋委员长，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办，是顺理成章的结局，设计委员会曾经向西安各界和军队征询过意见，结果是，主张杀蒋的，占大多数。

一部分人主张借刀杀人，把蒋委员长送给红军，蒋某人和红军打了将近十年，杀了多少员，双方可以称得上是血海深仇，蒋某人落到红军手里，绝无活命的可能，这样，咱们手上没有粘上一滴血，就实现了咱们的目的，还让红军感激不已，一举两得。

一部分人认为，只有蒋委员长答应抗日，就可以把他送回南京，至于具体条款，却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政治主张，只是想法而已。

各种意见众说纷纭，张学良和杨虎城心中并无定数，蒋委员长现在是杀不得、放不得，他们发现，西安事变的收尾，比开端更难！

十二月十七日，西安事变已经历时五天，日本人期望，国人担心的国民政府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西安城外大火拼、大决战，并没有发生，反倒是先期有所行动的国民政府军各部，撤到了远离西安的驻地。

而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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